考古：古蜀的鸟与东夷的鸟，虽然一东一西，但在这点上出奇地一致

东夷文化中鸟崇拜可谓是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，而三星堆也由于近年来不断的新发现，带来对古蜀鸟崇拜的重新审视，原来看似没什么关联的两地鸟文化，却在太阳崇拜这一点上，考古：古蜀的鸟与东夷的鸟，虽然一东一西，但在这点上出奇地一致取得了惊人的共鸣。

很多人对于古蜀的陌生感要远远大于东夷，毕竟在我国早期的历史中，东夷族群创造出而了极为灿烂的文明，徐旭生就曾将东夷族群、华夏族群和苗蛮族群三者并列，而东夷在文明起源中的作用，甚至往往直接与华夏并称。

东夷文化强势的一面，还体现在对于周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商文化和秦文化。所以在分析东夷族群的鸟崇拜时，不妨以这两个最为熟悉的作为例子。而古蜀地区的鸟崇拜则以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作为讨论的典型。

东夷对鸟的崇拜，最开始是从社会组织乃至政权架构上体现的，这就是著名的“以鸟为官”，在《左转·昭公十七年》有着极为详细的记载。从中不难看出原始社会残留的氏族制度的影子，这些官名显然具备氏族名和氏族领袖名的双重内涵。

商人的起源，就饱含着浪漫的鸟生神话意味。在《诗·商颂·玄鸟》中有云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。

商颂是商的遗民怀念和歌颂自先祖的诗歌，显然在他们眼中，自己族群的起源与玄鸟有着密切联系。而进一步的分析商人始祖契的母亲简狄以及帝喾，就会发现，所谓玄鸟生商，其实不过是两个具有鸟崇拜背景的父母，通过向玄鸟祈求生育而得到的子嗣罢了。

而在考古实物中，殷商最有名的鸟崇拜，一定绕不开鸱鸮，即我们熟悉的猫头鹰。不论是陶制的、玉质的乃至于青铜质地的鸮尊，都反映出商人对于这一类猛禽的特殊情结。除了鸱鸮之外，妇好墓出土的玉凤也值得关注，侧身回旋，姿态优美。

至于秦人的鸟崇拜信仰，其实大多继承了商人的文化因素。比如在甘肃礼县就出土了鸱鸮形的金饰片，很明显也是属于商人猫头鹰信仰的一部分。除此之外，秦人比较有特色的便是如飞廉（鸟身）和句芒（鸟身人面）的鸟崇拜，更侧重于人与兽的沟通。

而到了古蜀国，三星堆文化中的鸟崇拜其实之前已经有所涉及，参见：考古：三星堆外星文明的脑洞从何而来？阿凡达中三点巧合让人发笑，古蜀王世系中的柏灌、鱼凫以及杜宇等，都与鸟类密切相关，而柏灌以及鱼凫鸟崇拜的原型，则很有可能是鹰隼一类的猛禽。在这一点上倒是与殷商以及秦文化中的鸟崇拜非常类似。

当我们用文物中的一些物证去比照东夷以及古蜀的鸟崇拜，就会发现两者最为深刻的内在关联，还是在于用鸟类去作为太阳崇拜的具体象征物。古蜀文化中，能够体现的当然数三星堆青铜神树以及金山的太阳鸟金箔。

三星堆的青铜神树，树干上有三层枝丫，每一层各立三鸟，加起来一共九只，再加上树顶端的一只鸟，不正好是十日神话的具体体现，因此这件青铜神树，也经常和《山海经》中的太阳的居所——若木、扶桑或者建木联系起来。

至于金沙遗址的四鸟绕日金箔，内层为一圆圈，周围则等距离分布着12条旋转的齿状光芒，外层图案则是四只首尾相连的飞鸟，显然更像是神话中“金乌负日”的生动写照。

而在东夷文化中，以鸟为官的少皞氏，其名字中就蕴含着强烈的太阳崇拜因素，所谓皞，亦作昊，就是指天上的太阳散发的洁白光明之貌。而大汶口陶尊上有一刻画符号，极似一鸟负日。

所以总的来看，东夷与古蜀，鸟崇拜的背后实际上是太阳崇拜，而太阳崇拜的底层之下，或许正是农耕文明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永恒追求。